《家山》研究小辑 || 丰杰丨启蒙•革命•建设——评《家山》乡土叙事的主题意蕴

Original 丰杰文艺论坛杂志社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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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革命•建设——评《家山》乡土叙事的主题意蕴

文 /丰杰

摘　要：《家山》的主体故事发生在北伐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又依靠叙事策略将故事时间辐射到清末至新世纪之间的百余年。作者以启蒙、革命、建设作为乡土叙事的连续性主题，极为精准地把握了百年历史的主潮。《家山》乡土叙事的意义在于，“破却”了传统乡土文学所打造的乡土刻板印象，具象阐释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精神继承与发展关系，折射出20世纪中国从民族解放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关键词：王跃文；《家山》；乡土叙事；主题意蕴

《家山》的主体故事发生在北伐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又依靠叙事策略将故事时间辐射到清末至新世纪之间的百余年。作者以启蒙、革命、建设作为乡土叙事的连续性主题，极为精准地把握了百年历史的主潮，又将历史之潮渗透到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中，于日常中见宏阔。正如谭桂林所说：“如果说都市的变化是变在表层，以其时尚的迅速快捷起着牵引潮流的作用，而变化的中心与焦点当然是在乡土，乡土的变化是巨大的社会共同体的深层裂变，缓慢滞重，但一丝丝裂变所集聚的力量，足以撼动和颠覆整个超稳定结构的基础。正是对变的趋势的极度敏感，对变迁中的人事与物事的深刻悲悯，对变迁中渐渐流逝的精神之根的难以平复的浓烈乡愁，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乡土小说。”从《家谱》到《家山》，从家族史到地方史再到民族史，王跃文既书写出了浓厚的故乡情结，更以故乡为象征投映了20世纪中国从民族解放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启蒙主义的传承与发展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以农为居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文学世界中的“乡土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以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出现。守旧是乡土形象的标签。鲁迅曾以“乡愁”来定义乡土文学的内核：“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在鲁迅的文学实践中，故乡也因其在主观意义上的“不变”而引人回想。如他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提到的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这些“旧来的意味”留存在记忆中，“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不同的叙事诉求决定了乡土所蕴含的情感色彩。如同样是写故乡的不变，《阿Q正传》从未庄之不变中揭示了国民劣根性，而《边城》从湘西之不变中看到了人性的真善美。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意地放大了故乡的“不变”。这种“不变”本身是一种文学笔法，也是作家对乡土的想象。“五四”前后启蒙主义思潮对乡土文学的影响，也往往通过对故乡之“不变”的批判来呈现。王跃文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开创者们有一种自觉的致敬。这首先表现为时代背景选择与文化批判立场上的相似性。《家山》与《阿Q正传》同样描写了辛亥鼎革之后，帝制文化在民间的延宕性。《家山》中的一些细节描写和语气措辞可以读出鲁迅的味道。如“老衙门的大门正对着河街官码头，十多年前留辫子的知县从这里上船走了，拄文明棍的县民政长和县知事都从这里上岸来”，语气中透露着沙湾人对于政治变迁的漠然。而反过来看，民众的漠然也表明辛亥鼎革并未真正改变农村的权力格局。如以下两处细节：

　　青天白日旗在城里挂了十多年了，乡下人仍把县政府喊作县衙门。县城里的老衙门，一会儿喊作民政署，一会儿喊作知事公署，老百姓也记不住。（《家山》）

　　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阿Q正传》）

　　“一会儿……一会儿”和“改称了什么……也做了什么”都强调客观上“名目换得勤”，“记不住”和“说不明白”都强调主观上“百姓不清楚”。这两段描述无疑都是对“招牌虽换货色照旧”的戏剧化演绎，展现了辛亥革命与底层民众之间的距离，揭示了启蒙主义的发生语境。

　　从帝制到共和的宏大历史没有进入民众的精神视野，于是乎民众仍然停留在封建时代的官本位思维之中。一方面，人们仍然对过去的官爵、科举表现出眷恋。逸公老儿一直穿着前清的官服，哪怕天气炎热，官服也已褪色。四跛子一身好打功，但由于科举取消了，便考不了武举人。因为“英雄已无用武之地”，四跛子很失落，连带以打功闻名的沙湾男人们都觉得前途渺茫了。另一方面，村民面对“官”时，仍然保持着卑躬屈膝的条件反射。桔红见到县里派来的乐输委员向远丰，立马喊“大人”。向远丰不让她喊，她偏要喊，因为在她的意识中，“县衙门来的，个个都是大人”。平日在沙湾腰背笔直的农会会长扬高，自告奋勇为桃香抬轿子去县政府打官司，但还没踏进县政府的大门，腰背就已经弯了。小说将扬高弓背的细节写了三次，以提示读者注意：民初年间的沙湾民众还留存着怕官的本能。这一细节与鲁迅所描写的阿Q膝关节自然弯曲的情节如出一辙。

　　《家山》对启蒙主义的呼应还表现在对村人的精神画像上。阿Q一句“可惜脚太大”，揭露了精神劣根性较之封建政治更难涤除。沙湾人同样保留了一些封建时代的畸形审美观念和迷信思想，如强制女娃包脚、禁止女子入祠堂。佑德公感叹道：“要说皇帝禁止女子包尖尖脚，怎么不见朝廷喊捉人呢？如今准是准女子进祠堂了，好多女子至今不肯进祠堂，自己阿娘福太婆就不肯进祠堂，怕祖宗怪罪搞得家业不兴。包尖尖脚的事，也是禁不住。”村人制造谣言的能力亦与未庄相似。沙湾人对修根与史瑞萍关系的想象，和未庄人对举人老爷逃难的想象，都有种精神狂想的癔症气质：

　　修根家遭强盗的事，沙湾至今无人晓得。只是那日夜里他家的吵声，外头到底听到了些。有人好奇那个姓史的女医生，满莲说是她娘屋远方亲戚。满莲不敢讲她是齐峰在长沙的同学，怕引出难听的话。村里哪家哪户有哪几门亲戚，亲戚家都有哪些人手，彼此都了如指掌。沙湾人从来不晓得满莲娘屋有门姓史的亲戚。慢慢就生出话来，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说是齐峰在长沙同姓史的都生了儿子了，又跑回沙湾娶了禾青。那姓史的天远地远跑来寻夫，逼着齐峰要把禾青休了。吵了一隆夜，修根答应赔钱了事。（《家山》）

　　那船便将大不安载给了未庄，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动摇。船的使命，赵家本来是很秘密的，但茶坊酒肆里却都说，革命党要进城，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惟有邹七嫂不以为然，说那不过是几口破衣箱，举人老爷想来寄存的，却已被赵太爷回复转去。其实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况且邹七嫂又和赵家是邻居，见闻较为切近，所以大概该是伊对的。（《阿Q正传》）

　　基于上述种种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扬卿总结道：“乡人愚昧，可叹可悯！”王跃文对于国民性批判这一乡土文学主题的继承是明显的，但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由于预知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走向，《家山》的情感基调是积极乐观的。辛亥至“五四”的历史，在《家山》中仅作为故事背景出现。乡人的愚昧也好、守旧也罢，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场巨变之开端的乡村底色。小说真正聚焦的是沙湾人如何走出愚昧与守旧，进而成为推动历史车轮的力量，参与到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伟大进程之中。也即是说，小说所重点刻画的不是乡人之“不变”，而是乡人之“变”。具体来看，《家山》对于启蒙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塑造了一系列已经启蒙的人物形象。贞一这一形象比较明显地展现了“五四”启蒙主义对于女性的影响。她儿时不愿包脚，又争取进城读书，后来成了一名地下党员。贞一与众不同的反抗精神，来源于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她的桌上放着鲁迅的《呐喊》《彷徨》和其他五四时期的翻译小说。她告诉其他新妇娘：“小说不光是讲故事，还教我们如何做人。”在福太婆看来：“贞一心野了，都是读这些报纸读出来的！”贞一不仅敢于为自己的人生作抗争，还积极帮助沙湾的女性同胞。她为月桂被包残的双脚感到心痛，于是写信敦促县政府出面禁止缠足，这才大幅度推进了沙湾女子的解放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福太婆在女儿家包脚、进祠堂、进学堂等事情上，与贞一的观点截然对立，但她却并不是一个专制的封建家长。贞一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与父母的“纵容”分不开。而这份“纵容”恰恰源自父母对子女的天然的爱。可以说，佑德公、福太婆客观上已经具备了现代家长的核心要素，即对孩子的爱与尊重。

　　其二，对民风民俗不作纯粹科学层面的批判。叙事者从人情与文化的角度肯定了乡俗的正面意义。一方面，王跃文借逸公老儿之口为老一辈人坚守乡俗的行为辩白：“你们讲的德先生、赛先生都是好先生。但是，人过日子不要凡事都问科学。舞龙灯就没有虫灾，公公从小就不相信。但是，过年舞龙灯热热闹闹的，又有什么不好呢？你们不是很喜欢吗？”另一方面，小说中作为革命先锋的年轻人，也要遵从乡俗的“保守”一面。典型如陈劭夫的两件事。一是听任父母用一只公鸡代替自己完婚。二是听任妻子的意见另娶一房来求子。先锋与保守的两极都融于陈劭夫一身，然而叙事者却处理得自然妥当。王跃文认为：“乡间很多老规矩多出自人伦秩序，对维护乡邻和谐很有意义。我写作《家山》时，通过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讲述，对存留在乡村民间的美好传统作了回顾和再现，觉得很多好民俗、好乡规都是散落于山间水滨的文化遗珠，值得我们今天好好捡拾。”这一观点与沈从文、汪曾祺一脉借乡村人事建构人性理想的乡土文学又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其三，对沙湾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的阶段性成果的肯定。小说开篇便绘制了一场集体械斗，舅甥决斗的“奇观”，凸显了沙湾好武的地方文化特色。紧接着，桃香又以四六八句的口头文章在县政府打赢了官司，保住了丈夫的性命，成了沙湾人口中的乡约老爷。桃香这一形象既有着迷信、守旧的一面，如看燕子筑巢来判断吉凶，执意给女儿月桂包脚，同时又有着极为现代的一面，如走出闺房、利用法律武器来捍卫家庭。王跃文曾表示桃香这一形象是以自己奶奶为原型，其复杂与矛盾也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体验。而从抽象意义来看，这种新旧融于一身的人物复杂性，也正显现了辛亥之后摧枯拉朽、波诡云谲的时代特征。

　　王尧认为：“启蒙主义立场影响了几代作家的乡土叙事，在文化现实之中，这一立场仍然有效但已经不够。”《家山》对启蒙主义的传承，集中体现在对乡人的精神画像上。而其对启蒙主义的发展，则表现为对乡人刻板印象的“破却”，对乡土中国从“不变”到“变”的宏观把握与细微呈现。这也是《家山》对中国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拓进。

乡土革命的开端与延续

在20世纪的乡土文学中，革命始终是一个核心的主题。《家山》五十余万言的篇幅，涉及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重大的革命战争。在处理虚实关系时，《家山》既采用了一些非虚构写作的技巧去建构历史的严肃性，偶尔也流露出古典英雄传奇小说的浪漫主义手法。小说建构革命历史的路径有两种：其一是通过史实材料的穿插，交代革命进程、推进历史时间。小说中一些并非来自史料文献的手令、告示、文书，也都采用了拟史的写法，以增加小说的历史感。其二是通过人物形象的生活轨迹来展现革命战争的具体细节，讲述革命故事。如王跃文所说，陈齐峰、陈劭夫等革命党人的形象均有历史原型。笔者认为，《家山》对于革命历史的书写，最出彩之处并不在于还原历史与营造历史的真实感，而在于超越史实之上的革命精神之建构。通过对革命精神的建构，小说极为自然地回答了乡土如何“变”的问题。

　　首先，《家山》塑造了一系列先进的乡土革命者形象，而革命党人个体的选择又深刻影响着自己家庭的选择。自北伐战争始，尤其是在民国十六年的清党运动之后，沙湾共产党员数量与地下党的活动开始持续增加。其中，陈齐峰、陈劭夫、陈贞一、史瑞萍四位共产党人对沙湾的历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小说通过对革命文学中“父子冲突”情节的重新编码，打造了一种双向影响的代际关系。从左翼文学开始，“父与子”的代际冲突就是作品戏剧性与可读性的重要来源。1980年代以来，代际冲突的情节在家族小说中仍然存在，但其内核从阶级属性的冲突转化为了文化属性的冲突。《家山》尽管有较为繁复的人物架构，但却有意无意地放弃了“父子冲突”这一吸引眼球的情节砝码。具体来看，叙事者屡次讲述父辈与子辈的观念冲突，但又在情节发展的中途将冲突搁置，不让其走向夸张化。如佑德公与劭夫关于梆老倌齐岳的一次争论：

　　佑德公：“梆老倌手脚也能勤，就是嘴巴子多，村里人都说他日里夜里都敲梆。穷富，都是命。”

　　劭夫：“爹，不是命，是制度。民不知有国，国不知养民，都是制度不好。……国家制度要是好了，像齐岳哥这么善良勤劳的人，就不会这么苦。”

　　这次争论看似叙述了父亲与儿子在世界观、政治观上的冲突，但实际上呈现了对话双方的观念沟通。佑德公家的好家风培养出了一心为公的陈劭夫。而陈劭夫在受到革命精神的洗礼之后，又反过来影响佑德公。尽管佑德公平日行事遵循的是儒家的仁义思想与历史的经验主义，民主共和的政治观念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解范畴。但当面对劭夫的反驳与说教时，他不仅没有雷霆震怒，反而听之任之。不仅如此，他还从《礼记·大同篇》中寻找三民主义的思想根源。这也是他试图理解儿子的一种努力。佑德公、福太婆对劭夫从军、贞一读书，都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接受的渐进过程。劭夫、贞一等青年一代革命者，潜移默化地推进了老一辈在思想意识与生活方式上的现代转型。佑德公也正因为不断被儿女影响，观念逐渐改变，才能够在后来的故事中带头掩护红属上山避难，抵抗国民政府的严酷捐税，于抗日战争中慷慨捐粮。可以说，佑德公这一乡贤形象既表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道义精神，也呈现了革命者家属对于革命事业的无私贡献。

　　其次，小说从父子代际关系的重释，再推演至整个沙湾的家族形象，表现了乡人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情感。以《白鹿原》《家族》等为代表的1990年代家族小说，都异曲同工地透过家族史来呈现国家史，达成了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的平衡。《家山》在叙事技巧上同样规避了对于正面战场的描写，而采取人物对话转述的方式来呈现战事进程。从精神格局来看，《家山》有意超越家族叙事的框架，展现沙湾人国族观念的动态变化。先后任农会会长和沙湾保长的扬高，平日里性格火暴、有利必争。在小说开头的集体械斗事件中，扬高可谓是一个煽风助火者。在他看来：“沙湾，保里就是族上！”扬高的这一观点即是沙湾人传统价值观念的基点。接下来的故事中，这个基点开始被撼动。贞一在与父亲的争论中说：

　 “我们知道家谱，不知道国家，不知道世界。宗法制度是落后的东西……”

　　这句话也点明了王跃文命名小说的匠心。小说最开始的名字是《家谱》，后来改为《家山》。对“家谱”的超越，正是乡土之变的重要标志。五疤子形象则更为集中地表现了沙湾人价值观的变化。五疤子曾经是一个烂泥糊不上墙的孩子。他在家时就处处与家长为难。沙湾办国民小学，他也是最不配合的一个学生。他干得最出格的事情就是偷盗。有一次，因偷盗被抓的他，受到了关笼挨鞭的家法处罚。但作者并没有把五疤子塑造成第二个“丙崽”。他先是被扬卿放出了牢笼，然后跟随劭夫参军。在战场上，五疤子成了一名抗日英雄。值得注意的是，沙湾人“打功”好的地方文化，在抗战时期成了一抹浪漫主义的亮色。五疤子上阵后，杀了两个日本鬼子，还抢了日本人一挺机枪。陈齐树一直以这个儿子为耻，此时也骄傲地说：“我有仙拿弹弓打雀儿眼法很准，他打枪只怕也蛮准的。”五疤子成为可敬的抗日战士后，乡人便都不再叫他的外号，而称呼其大名“有仙”。显然，从五疤子到有仙的变化，不是个案。

　　沙湾青年一代成长起来后，纷纷成为抗日战争的骨干力量。如劭夫所说：“自民国二十八年九月日寇进犯湘北以来，我部都在临湘、汨罗、湘阴打仗。日军虽然装备比我好，但我部是正义之师，官兵以命救国，民众同仇敌忾，仗是打得极惨烈，最终保住了长沙。”陈劭夫应邀在县城所作的抗日演讲，将沙湾人的国族情感推向了一个高峰：

　　“只要湘人不尽死，中国永远不会亡！”

　　在小说结尾处，作者再以贞一的口吻总结了沙湾人的爱国情怀：

　　“最可感怀者，每遇家国急难大事，乡亭叔侄皆慷慨踊跃，极少宵小为乡人不齿。”　　

　　不难看出，王跃文笔下的沙湾是融合了传统优良家风与现代革命精神的理想家园。

　　最后，《家山》以陈劭夫等革命者形象为牵引，深刻展现了20世纪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内在必然性。陈劭夫在清党运动之前，一直充当着沙湾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沟通着内部（故事空间）与外部（历史空间）的时间。而在民国十六年后，劭夫在外部的活动开始由别人代为传达。佑德公生怕劭夫也参与了清党运动，所以对红属也有一些隐隐难言的愧疚。抗战时期，劭夫又重新走到台前，并在镇上做了激动人心的讲演。解放战争开始后，劭夫的动向又成为了隐秘。劭夫这一形象出现频率、出现方式的两起两落，象征着北伐至解放战争期间国共关系的合与分。劭夫自己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的身份转变，以及佑德公对劭夫政治动向的猜测与担忧，则又折射着沙湾民心的重要转向。

　　2011年，历史学界和文学界开始对辛亥革命进行百年回望。章开沅建议对辛亥革命的研究要注意三个百年，即“100年的历史背景，100年的历史本身，还要进行未来100年的展望”。汪晖则借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短20世纪”的概念，将中国的20世纪界定为“从1911至1976年的作为‘漫长的革命’的短20世纪”。他认为辛亥革命“是20世纪的开端，是失败了的，但同时又创造了新时代的时间——20世纪的全部历史都可以视为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尔后的新时代十年，尤其是双周年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建党百周年）以来，历史学界与文艺界对于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与共产党人形象之间的精神继承与发展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研究与更为丰富的呈现。《家山》可以说是在小说领域展现这一命题的前沿之作。　　

民族复兴的缩影与诗意

汪晖认为：“中国在这个‘短20世纪’中表现出两个独特性：第一个独特性集中于这个‘短世纪’的开端，即在革命建国过程中的帝国与国家的连续性问题；第二个独特性集中于这个‘短世纪’的终结，即革命与后革命的连续性问题。”“第二个独特性”可以看作是革命与建设的连续性问题。尽管《家山》没有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具体历史，但其对沙湾民众同心协力建设家乡的描写，与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国家的建设构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呼应关系。《家山》中的主人公除了前述论及的一系列参与革命的共产党人形象，还有陈扬卿、朱克文等离乡学习而后返乡，支援家乡建设的知识分子，以及有喜这样无家可归，在沙湾重获亲情，继而投身沙湾建设的孤儿形象。

　　沙湾的重大建设之一，是红花溪水库。主持水库建设的是陈扬卿。因为前两个哥哥都在城市安家，扬卿自日本留学归来后便守在父母身边尽孝。当沙湾的乡亭叔侄都聚在祠堂商量那场械斗的后续问题时，扬卿却不发一言，仿佛一个局外人。“知识”成为横亘在扬卿与沙湾人之间的一道鸿沟。扬卿与众乡人也似构成了鲁迅笔下“看”与“被看”的结构关系。受“草鞋县长”的诚意邀请，扬卿义务承担起沙湾水利建设的重任。自此，扬卿不再是沙湾的零余人，而是建设沙湾的实干家。这从静到动的变化，不仅改写了人物个体的生命状态，更似一个阀门激活了全体沙湾人对现代科学的认知。有喜是扬卿的得力助手，他憧憬着红花溪水库修好后：“子孙们不用再等天水，也不用辛辛苦苦踩水车，年年岁岁梁谷满仓。”尽管在水库修好后，沙湾人民又面临着洪水、税赋等带来的新灾难，未能真正获得经济上的富足。但这次水库建设却是沙湾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沙湾的重大建设之二，是沙湾陈氏国民初级小学。在沙湾国民小学兴办起来后，读私塾的人越来越少，原先耍狠好斗的乡人子弟都在新式学堂里开启了对世界的认知。扬卿作为办学元老，每每站在校门口欢迎学生。朱克文等一众少年在扬卿、齐峰的帮助下逐渐成长为优秀的青年栋梁，之后也与他们的老师一样，选择了反哺家乡。朱克文成为警察局长后，又曾掩护陈齐峰逃脱了国民党的清剿。王跃文曾谈到这一“死而复生”的情节是依照家乡一个真实的共产党员经历所撰写的。但国民政府的警察局长想办法救陈齐峰，则是蕴含了艺术虚构的深意，既表现了沙湾人重情重义的人性之美，也映照出历史潮流中的民心向背。

　　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小说中，不乏专心从事建设的主人公。《古船》当中的李知常与扬卿有类同之处。两人同样是反哺故乡的知识分子，又同样持有与乡人格格不入的科学主义立场。但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由于《古船》中的三个家族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观，李知常作为科学主义代言人的形象其内涵受到局限，显得较为单一和刻板。其与乡人的隔阂也较深。而扬卿虽在学问与建设上坚持科学主义，但在生活中却像其父亲逸公一样乐善好施、不计得失，有修身齐家的传统士人风范。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因子在这一形象身上可谓相得益彰。不仅如此，王跃文还为其安排了一条极为浪漫的爱情线。史瑞萍因与扬卿相恋而放弃了城市的工作，安心驻守沙湾的教育事业。陷入恋爱后的扬卿，竟一改之前的科学严谨形象：

　　“他在溪边停下来捧水解渴，水里望得见瑞萍的影子。天上飞卷的云朵，他多看几眼就像瑞萍的剪影。他在路边看见盛开的野花，都是两朵两朵双生的。”

　　显然，扬卿这一形象比李知常更为立体丰满，更具人物的主体性与生命力。扬卿在修水库、办学堂的过程中，既推进了沙湾故乡的现代转型，也找寻到了自我生命的价值与闪光。

　　无论是红花溪水库还是沙湾国民小学，都是沙湾乡人出力出资、共同建设的成果。在战乱频仍、灾害频发的年代，这种公益之举无疑带有强烈的悲壮感。但在王跃文笔下，每一次沙湾的跨步向前都极富诗意。贞一从市里带来了煤油灯。点灯之前，她对家人说：“我要开辟一个时代了！”灯光亮起后，不仅茶堂屋立时亮堂堂的，福太婆脸上也漫漫放光。小说后面又写道：克文回沙湾小学当老师那年，保里家家户户都用上煤油灯了。从一盏油灯亮起到全湾都用上油灯，克文从沙湾的学生变成沙湾的老师，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辉映，照亮了沙湾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

　　纵观《家山》所讲述的建设故事，其所唱响的是对劳动人民的礼赞。在王跃文看来：“一切向善向美的作品都是主旋律作品。”王跃文为族里的老一辈取名“佑德”“佑善”，晚辈取名“有康”“有吉”“有喜”，如此等等，蕴含了人之德行善美便得健康吉祥的道德理想。而有喜这一形象可谓集合了作者对于人性善与美的想象。因佑德公收养而活下来的有喜，勤劳忠厚、聪慧乐观。在修水库、抗洪水，保护红属转移的过程中，他都冲在第一线，不辞辛苦、不计得失。沙湾遭遇洪灾后，庄稼颗粒无收，乡人愁眉不展。有喜的一句“天不绝人禄”，既表现了劳动人民朴素乐观的人生信念，也流露出作家对家乡未来的美好憧憬。

　　值得注意的还有小说结尾处，贞一写给定居台湾的女儿念梓的信。这封文白夹杂的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只是《狂人日记》之序放在开头，意在强调未庄之未变。而《家山》的半文言书信放在结尾，意在强调沙湾之巨变。信的时间落款为2004年5月1日。2004年的年代落款将小说的时间跨度拉长至新世纪，而5月1日的日期设置又再度传达了作者对于沙湾劳动人民的敬意，暗喻了全书的主题。概而言之，《家山》的乡土叙事“破却”了传统乡土文学所打造的乡土刻板印象，塑造了忠厚善良、勤劳实干、敢为人先的湘人湘军形象，以沙湾的百年巨变折射出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